孙璐璐:西方会将中国纳入“帝国正统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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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孙璐璐】

文明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冲突,但帝国与霸权经常会。[1]当代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以及不断升级的产业,给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政治精英带来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即美帝国走向衰落,西方的全球霸权将成为明日黄花。结果是,西方学界关于“权力转移”或“霸权转移”的讨论如火如荼,同时也不断滋养着新的焦虑。

“霸权转移”包含了实力对比的改变,但也存在一个规范观念的维度。上一次全球霸权的大转移,发生在大英帝国与美帝国之间。而这是一次相对平稳的转移,美国尽管针对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有诸多“挖墙脚”之举,但总体而言,大英帝国受到的更直接的冲击来自德国、苏联、日本等挑战者。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晚近的《帝国》(Empire)一书就集中体现了作者在英帝国与美帝国之间建立规范观念连续性的努力。弗格森笔下的大英帝国是一个肩负文明教化使命、维护世界和平秩序、并且具有道德自省力的帝国,其不断改进殖民地的各项事业并且传播基督教,在偶尔残酷镇压殖民地反叛之后,英国人还经常有道德上的忏悔,但其他帝国连这种忏悔都没有。但英帝国在与其他“邪恶帝国”的斗争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于是“自由帝国”的事业就流传到美国人手里,美国便是21世纪的英帝国。[2]

将英国的传统描绘成自由的传统,是英国历史上的共和派以及后续的“辉格党史学”的核心主题之一。他们经常将自由与帝国的兼容性回溯到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罗马国家观念:罗马是一个享有自由(libertas)的国家,但同时也对诸多邦国拥有治权(imperium)。而且,恰恰是自由的生活方式,使得英国能够变得强大,进而“推己及人”,以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教化”各邦。这一话语谱系在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建立起某种连续性。但在追溯海洋霸权的谱系,强调航海、贸易与自由之关联时,英国人又经常将中世纪的威尼斯视为自己的先驱。[3]

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现代西方的帝国“正统论”。这种“正统论”诉诸于某种“使命”(mission)并包含着某种类似于传教的热情,就此而言,它具有类似于基督教的某种气质。但它的主要论证同时又可以不直接诉诸于神学,而是诉诸于世俗化的“自由”与“文明”观念。但在这个传统之前,还存在一个更为古老的、被神学所笼罩的“正统论”传统,那就是“帝国转移论”。本文将集中探讨“帝国转移论”,并阐明它与现代的“帝国正统论”之间的关联。

被逼出来的“帝国转移”:基督教的自我辩护

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正统论”[4],还是西方历史上的帝国“正统论”,其之所以发生的前提,恰恰是因为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断裂,导致人们不能自然而然地认为当下的政治结构与之前的政治结构存在天然的连续性。因此,就需要发明额外的话语,来修补这种断裂。

5世纪时,罗马帝国在西半部分的崩溃刺激了“帝国转移”观念的产生。晚期的罗马帝国饱受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之苦。一方面,是罗马帝国的内在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系统,推崇“士气”、“荣耀”和“伟大”,更早的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也以类似的内在的意识形态体系来达到加强和凝聚对帝国的身份认同的作用。另一方面,基督教从工商阶层开始逐步在帝国上层得到认可,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并承认其合法性后,基督教开始取得官方性的权力。

总的来说,帝国晚期的基督教作为超越性的意识形态,其权力的取得和教义的传播主要并不依靠武力,而是依靠文本和话语的编制来改变信仰的过程。[5]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完成了妥协,但是没有实现融合,二者之间的张力从未真正消除。3世纪之后,罗马帝国已经从内部开始衰落,但来自北部的蛮族入侵加速了这个过程,最终410年西哥特人的王阿拉利克带领族人劫掠了罗马直接点燃了非基督徒对基督教的怒火,他们将罗马帝国的衰落怪罪于基督教。这让一圣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们心急如焚,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指责,为基督教辩护(apology)就成为5世纪时的任务。

简言之,教会的知识分子们以神学/哲学、历史和注释《圣经》三种方式回应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将其纳入到基督教的拯救史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中,最终以“上帝之城”的永恒统治来化解掉人们对地上帝国命运的焦虑。

教士们的扛鼎之作,自然是至今人们都耳熟能详的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驳异教徒》。在卷二十二第30章的最后,奥古斯丁将人类历史的分期与上帝创世纪的七日平行地对应起来。代表第一日的第一个年代是从亚当到大洪水之间的最初岁月,第二个是从洪水之后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第三个时代,第四个是从那里到流放巴比伦的时代,第五个时代是从巴比伦时期到基督降生。第六个时代就是现在,至于这个时代将有多长,也是无法用具体数字来说清楚的,单凭上帝的安排。然后第七个时代对应的便是第七日,即礼拜日,我们终于可以在上帝那里得到休息。第八日就是永恒的时代,基督复活,“这就是永无终结的终结。除非到达那个没有终结的王国,我们还要到什么样的终结?”[6]第六个时代就是现在,只要基督没有再临,那么这个“现在”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奥古斯丁所提出的这条时间线,非常典型地代表了4世纪到15世纪的历史作家源自《圣经》的线性史观,从上帝创世、基督降生到再临,最终到末日审判。而恰恰由于第六个时代的具体内容是未被言明的,这就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模糊区域,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历史处境的现实需要对其进行填充和解释。